邓光明的评价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

让我们从学术态度开始。学术态度的严肃性是学者的基本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这一代历史学家大多接受了经验性史学的严格训练。严谨的学习风格已经成为他们的职业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对学习的干预,经验性历史受到不公平对待,史料遭到轻视,考证遭到嘲笑,历史学家声称“以理论取历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下,邓光明也始终坚持经验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京大学课堂上公开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应该是官方的、地理的、目录的和年龄的。两年后,“四键”理论在“双重反对运动”中受到批评。有人问:“为什么你失去了最根本的钥匙——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四个关键的实质是取代和拒绝马列主义,金钥匙”。他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过了几年,郭沫若和胡乔木才就“四把钥匙”达成一致。

忠于学习是邓光明一贯的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容易。20世纪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要求李信领导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李信召集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一些历史学家来讨论编纂条例。“八条”的指导原则由吴汉起草,周恩来批准。“八条”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新中国的领土来解释历史,把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视为国内冲突。邓小平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历史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歪曲。由于“八条”得到总理的批准,他的意见似乎很孤立,但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就此结束。后来,有人向上面报告说邓光明把会议搞砸了。

任何对邓光明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的许多作品在他的一生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更新甚至完全重写。中国史学领域似乎还没有第二个案例。其中,辛嘉轩年表重写了一次,岳飞传记重写了两次,王安石修改重写了三次,贾旋词年表注释修改更新了两次——最后一次更新版本于1993年出版后,他开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头有他订购的修订版,有一百多种变化。自1937年起,《贾宣词序注释》在1997年仍在修订和补充。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持续了60年。

根据邓光明的计划,他将重写一生中所有四部宋人传记。去年的新版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对女儿讲述过自己的想法:“岳飞传记的第一部分被完全重写,而后一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回,单独写下。”陈良川“不难写,有一个能干的助手能在半年内写出来。”辛弃疾的传记“基础差,需要更多的准备”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部作品。他坚持认为,除非他重写了几部传记,否则完整的作品是不能包括在内的。1997年10月7日,他在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张惠芝的一封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嘉轩传,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做出新的改变。我认为你的俱乐部计划照原样重印几份是不可行的。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今天圣贤的深厚造诣,这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逐字重印。每次我有新观点,我都会写一本新书,推翻旧书。”这是他坚定不移的学术理想:追求真理、完美和美丽。

从邓光明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中所有官方发表的言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绝不会失传。甚至他在80岁以后写的文章也常常有复杂的句子结构和严密的逻辑,这显然是反复推敲的结果。他的作品写得如此仔细,以至于他不能容忍别人修改他的手稿。他经常要求出版社或报纸的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可以提出修改意见或丢弃整个手稿。但我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添加或删除词语。”他不能再忍受的是由于某种“违反”而删除单词。1996年,邓光明为《台湾大学历史》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傅斯年先生想念我的导师。据说傅斯年去了台湾后,他请人给他捎个口信,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书都给他。文章中写道:“这是因为傅先生对大陆的情况一无所知。那时,他成了一个被谴责的人物。他的遗体只能被公众没收。他无权提出意见。”去年,当中国青年出版社把这篇文章列入《邓小平学术文化论文集》时,它建议删除这段文字。邓光明立即说:“如果这篇文章被删除,我的书将不会出版!”

邓光明坚持不懈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话题。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仍然坚持他的学术地位,每天读写,直到生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关于“歧视强奸”真实性的论文,他多次要求人们从医院带回笔记,并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躺在病床上,脸上戴着氧气管和引流管,胳膊上还带着输液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要看王安石的校样,所以他的女儿不得不拿着放大镜给他看校样。多么顽强的精神支撑着他虚弱的身体。

章学诚最受钦佩的两种学术造诣:“智者更教条,而潜行者仍然成功。”邓光明在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光明治理史纲要》一书的序言中用这两句话总结了他一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有独特的见解和研究能力”。在我看来,“教条式学习与研究成果”这八个字是邓小平学术风格最准确的表达。

对一个学者来说,拥有一些知识并不难,对他来说,拥有渊博的知识也不难。难得的是有知识。“教条式学习”要求学者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优秀的知识,要在知识上出类拔萃。邓光明以他的历史知识而闻名,他的个人特点在他的作品中非常明显。原因是他从来不听从别人的建议,总是作为自己的学校脱颖而出。例如,他对晋军绑匪马的解释、岳飞《满江红》的真实性以及宋江是否被方腊录取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在邓光明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他的观点一直很明确。

当然,历史知识并非没有基础。它来自深入的学习和支持。历史的道路,无论何时学会“教条主义”,都必须依靠“调查的力量”,否则“教条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退化为“任意性”。对于邓光明这一代人来说,考据技巧似乎是一种先天优势,他的考据专长甚至比他同时代的人还要突出。《考索志功》的前提是全面掌握史料。从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来看,邓光明的历史观深受傅斯年的影响。傅斯年的“历史是史料”的思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批评。邓光明近年来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认为,“历史就是史料”的观点基本上没有问题。这是因为命题本身并不包含接受或拒绝某一理论或观点的意图,而是只要求从事历史研究的每个人必须首先能够收集历史材料,分析它们,验证它们的真实性,找出作者和它们的写作时间,比较它们与其他记录的异同,精确和粗略,并做一些像这样的基本工作。”邓光明在研究历史时一直主张穷尽史料,这与傅斯年的“上,寻青空,下,黄泉”意思相同。“穷尽史料”对宋史研究者的要求很高,但邓光明在研究中做到了这一点。

在邓光明极具个性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生都在从事学术辩论,用陈志超的话说,就是“60年的写作和一年的辩论”。事实上,邓光明的学术辩论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他在1935年写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中国文学珍本评论第一辑》是一篇论战性的文章,而他在1997年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反强奸歧视的再讨论》不是苏迅写的,也不是对王水照教授的回复,仍然是一篇论战性的文章。当他病重住院时,他告诉女儿他的辩论风格:“我批评别人是因为我自己的进步。我已经90岁了,还在写文章和别人争论。不管文章写得多好或多坏,它们都是好斗的。”

相关阅读